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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 张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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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02 09:44:02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

张文木 《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提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海军关乎中国的海权,海权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在我看来,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我们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一对对应概念。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互动的,全球化促进了多极化,多极化反过来进一步使全球化负面影响受到限制,使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如果说全球化的源头生发于英国,那么生发多极化的源头就是法国,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拿破仑。而试图向以英国资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挑战的第一人也是拿破仑,但他失败了。他败在哪里呢?他败在海上:拿破仑没有海权,他在海上打不过纳尔逊的海上舰队;拿破仑观念保守。他打英国的时候,美国科学家给他送了个用蒸汽发动的轮船模型,拿破仑说我不信那些,只信我的士兵。就因这样一个技术问题拿破仑失去本属于他的历史,这与拿破仑由于最先采用群炮攻坚而赢得了他的历史的道理一样。
  后来拿破仑怎么解决资本全球化与多极化这个矛盾呢?他通过暴力强行介入国际资本的强势中心。由于没有海权,登陆英国计划失败后,拿破仑于1806年至1812年间实行以英国为封锁对象的大陆封锁体系,他从大陆开刀:把欧洲整个封住,建立一个大欧洲共荣圈日本人后来的思路跟他很相似,然后不准英国产品进来。另一方面,他用暴力打散欧洲的庄园经济,使农奴转变为自由农民。同时他全力启动法国民族资本,全力扩大生产,让法国工业资本家随军占领欧洲市场;市场是用暴力强行打开和垄断的:法国的军队走向哪里,产品就走向哪里,整个欧洲形成了一个以法国资本为中心的全封闭市场。法国明令全欧洲不准跟英国进行贸易交换,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但是拿破仑没有海权,最终还是失败了。如果说英国纳尔逊领导的海军是拿破仑的海上克星的的话,而俄国库图佐夫率领的俄国陆军则是置拿破仑帝国于死地的陆上对手。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遭到惨败。后法国虽降,但拿破仑时期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并未破坏,并由此一跃挤入国际资本的中心,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最早的北方国家成员。
  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拥有海权的国家往往是拥有工业资本优势国家,换言之,拥有工业资本优势的国家,也往往是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自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主导世界经济潮流之后,海权就成了工业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助推器,是国家发展战略极重要部分。
  海洋是最廉价的运输载体。比如,从欧洲陆上运货到中国须穿经多个国界,而海上航行则没有国界障碍,在公海上它是畅通无阻的。军事角度看,与陆上运输比,从海上集中调动装备、军力等,所需时间应是最快的;由于海洋的天然屏障,与陆地防务相比,在广阔的海上拥有基地,可大大减少战时所用守备兵力:只要掌握了海上运输线,就可以最机动的方式集中最优势兵力在海外某一区域实施作战。而在陆上取得每个军事胜利都得部署大量守备兵力以巩固成果,海上同等数量的部队,比陆地使用起来会更加高效。海军可以在一国沿海自由运动并拥有广阔的打击面,而陆军则不能,陆军只有靠其数量扩大其防卫面。这正如鸦片战争中,中方防备英国的陆军远比进攻中国的英国海军多得多,英方能够及时调动,并在必要处都可以随时随地集中使用,而中国陆军则要处处修炮台、修兵营、增加驻防。马汉很明白这一点,他说必须拥有海权。
  正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世界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人类才产生了海权的观念。
  二战前,作战观念已发生了两次革命。先是陆权革命,它使人们认识到控制地面要塞是战争成败的关键;后来是海权革命。西班牙人和英国人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海军最早是从保护商船开始的。他们的海军从最早的意义上来说既是海盗又是保护者,它随着商船两边走,因为途中海盗太多。而真正开阔人们对大海认识的是麦哲伦和哥伦布。麦哲伦和哥伦布发现的不仅是新大陆,他们实际上不自觉地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海洋的时代。海洋对当时的人们说来是一个新的认识空间,大海将使世界联系在一起。麦哲伦和哥伦布没意识到他们的探险活动将对历史产生的伟大意义。
  英国海军早期将领大都是海盗出身,所以我们军事学习不要觉得课本上的东西有多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实践。海上实践形成了英国人的海权观。检验我们中国军事理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得赢。打败了你吹得再多高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讲制海权、制空权等理论,都是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打得赢。
  英国跟美国是两个很有意思的国家,既是朋友又是冤家。1811年美国与英国海战,英国战败。1812年至1814年美国再次与英国发生战争,英军一度占领华盛顿,但最终还是为美国人打败。但总体看,美国这时进行的还是维护其独立主权地位的战争。此后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但美国并未向霸权屈服。1898年美国占领夏威夷并于次年使之成为美国的领地;同年美还在加勒比海的古巴和西太平洋的菲律宾等地向西班牙挑战,不久便占领古巴和菲律宾;1903年11月又唆使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并使美获对巴拿马运河的永久性使用和占领的权利。就这样美国步步为营冲出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英国以压迫美国开始,后来打不过美国,又以美国人为朋友并与美国分享海权利益而结束。未来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发展可能也走这个路子。有人说中美之间是朋友,这是毫无疑义的。从长远的观点看,中美肯定是朋友,但美国人找朋友的标准是打不败的对手,永远如此。凡是能打败的,没有一个被美国当作平等的朋友。吴廷艳、达赖、日本人、当年的台湾蒋介石,都跟得特别紧,但美国从来不尊重他们,说变脸就变脸,一甩手就不认人。美国人只与打不败的对手交朋友,比如毛泽东。所以未来的中国若想作美国人的朋友,就必须先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
  在海权理论建设方面,早期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美国人的海权理论产生于强烈的反霸愿望和实践。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是海权理论的创始人。马汉在其论著中分析制海权对军事、民族、领土和商业各方面的影响,被西方公认为现代海权理论的鼻祖。
  但是在马汉提出制海权理论的初期,美国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海权对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相反倒是英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汉在英国受到特别高的待遇。因为英国的百年实践在马汉这里被高度理论化了。美国人没有太多的海上实践,在老罗斯福前后,美国政府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当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国内也产生英国和法国曾经历过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劳资矛盾激化问题。为了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美国政府于19世纪末期,开始注重海外市场的开拓,这样,海军问题便日益引起国会的注意。
  大凡市场经济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也不管是否愿意,它必然是世界性的。外部世界发生任何变动,都会导致国内发生变化。一旦利润成了生产从而人的主宰,生产就会与消费及资本与劳动形成对立性矛盾,并在这种矛盾的推动下畸型发展。为了不至中断生产过程,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注意在保证国家利润的前提下调和国内劳资矛盾。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出路只能是将国内矛盾转嫁到海外,按资本的原则,从海外开始还是凭借暴力获得高额利润,并由此不断拓展新的海外市场。只有高利润回流,国内才可能有充分用于调和阶级矛盾的资源,家里有钱不吵架,国家同理。你看当今美国,那边还在科索沃打仗,国内这边同样可以闹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非常热闹。哪个国家能正在打仗时国内还吵这种绯闻?只有美国。为什么呢?它国内有的是钱。百万元打个总统绯闻官司,跟闹着玩似的。其次就是它有强大的海军。凡是威胁到美国的因素,不管在哪,美国海军就可以就地将它消灭在萌芽之中。所以说强大的海军是国内财富积累和民主发展的保证。海军必须是远程的,不然就不配称海军。如果中国有了像美国那样强大的远程海军,中国人民也能像今天的美国人那样在战时唱歌、跳舞、不紧张:这就是海军的好处。战争不能等它起来或找到家门口以后再做准备,再鼓足勇气跟它打。勇气不重要,最重要是将威胁及时地消除于青萍之末。2001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谈美军战略调整时曾说:作出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在它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新竞争的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地位。这句话对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防御必须是积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海军。有人说台湾要试导弹,对我们来说,代价最小的办法就是将这种企图在其初发阶段就将它消除。以色列当时打伊拉克核反应堆时就是在它还没发展之初就把它除掉了,何况台湾还是我们自己的领土,我们绝不能允许有台湾出现这种情况。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海军,而且是一支战斗力可覆盖东经120至125度海域的海军力量。必须清醒地看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海军问题。中国海军的力量如果我们不能扩展到台湾以东海区,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绝对不是所谓和平解决)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硬的一手,既使在我们手边的东西也是拿不回来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为了和平统一台湾,我们必须把台湾抱在我们海军的怀里,我们对台独分子的威慑力越强大,它跟我们谈的主动性也就越大。
  上世纪初美国国内出现危机,这促使这一时期的美国政府对马汉的海权理论及海军建设尤为关注。正是美国建设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才使美国冲破英国、西班牙的霸权封锁,将其海上战斗力在短短的数年内(1898-1903)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太平洋海域。当时英国和西班牙封锁得比较厉害,美国出不去。马汉的海权理论生逢其时!当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马汉特别好,他在给马汉写的一封信里说:亲爱的战略家,务必不要谈论你的活动结束!我们必须依赖你这位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之一,在今后许多年里我必须依赖你。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国会在发展海军问题上争论激烈,在获得政府支持后,到了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进入世界前三名,发展特别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已成为一个很强的海权国家。
  那么同期的中国又怎么样呢?
  那时的中国军事基本上都是注重于陆权理论,和西方的性质不同。西方的陆军军事理论是外向型的,中国是内向型的,就是国内研究关隘、要塞以及人口等。为什么呢?我们对外不交换,所以我们在清朝时,你英国要租香港99年,拿就拿去吧;台湾也不重要,日本要也拿去了。那时我们不需要外边,我们也不需要大海。郑和下西洋跟哥伦布不一样,他远航大海不是要与外部交换,只是炫耀,炫耀皇威;听说他还负有秘密任务要找前朝的遗老遗少。我们长期以来是这样。到近代我们需要打海战的时候,我们观念还没有变,我们在东南沿海修长城抵御敌人海上侵犯。
  除陆军外,中国古代的骑兵比较发达。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地形图。
  中国的地形很有意思,西边是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东部沿海整个是被大海包围着。总体看古代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大自然保护的摇篮里生活。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谁都上不去,是天然屏障。
  我们看中国东部和北部,东部是大海,也是天然的保护屏障,在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远程航海出现之前,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困难。忽必烈远征日本败在海上就是明证。古代中国另一个比较发达的兵种就是骑兵。为什么?这和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南犯有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凡是受刺激的物体必然会生长出一种反制功能。我们身体上的指甲、牙齿等等,都是由于刺激出现的。军事上也是这样。有了大海的保护我们的海上作战力量反而没有发展起来。一直到近代才知道敌人从海上也能过来。见了西洋蒸汽船我们不知道怎么打,还用跟北方游牧民族打的方法。修长城。可是修城墙的速度能快过船速吗?深挖洞,广积粮的那种打法是不适合于海上的,当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观念,最终导致失败。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打了败仗,这不仅对我们中华民族,而且对整个亚洲,特别是日本的心理剌激都较大。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海权对中国的意义,而日本却迅速意识到这场新军事革命对日本未来的意义。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又被日本打败并由此丢了台湾。
  到了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与日本人再次交手,我们又落后了一步,这次落后在我们的制空权上。失去制空权,我们在抗战初期连连受挫。后来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毕竟是胜利了,但我们必须清醒,那是由于日本人在海上动了美国,除中国外,日本又树立了一个强敌。在中国大陆,日本基本掌控了制陆权,而在太平洋战争上,日本败在制海权。自从日本丧失了太平洋面上的制海权,日本人就完了。
  近现代史上遭到的军事挫败,并未使我们深刻反省其深层原因。这是由于我们跟外部经济没有发生关系,其次我们还有胜利喜悦的掩盖,使我们在感情上不愿深入思考我们曾经历的失败产生的原因。建国初我们虽提出建设强大海军的口号,但当时经济和外部联系不密切,我们对海军的作用及相应的海军建设尚未有实质性的认识飞跃。
  有人说只要综合国力强了,只要钱多了就行,但是,据安格斯麦迪森写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ChinesePerformanceintheLongRun)提供的数据,即使在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1),中国经济GNP总值在世界GNP总值中的比重仍位于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GNP的总和,而从1700-1820年间中国GNP总值的增长率也高于日本和欧洲。尽管如此,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50年后即1890年中国的GNP是日本的5.28倍,但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中国又被日本打败,两次失败使中国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大清时的中国有的是钱,问题只是钱没有用到关键处。八国联军进来的时候,入侵者跟叫花子一样,见了我们故宫里大缸上的金子都掠刮。你说我们GDP低吗?综合国力低吗?文化低吗?我们的宫女都会背唐诗,打我们的那些人都会背莎士比亚的诗吗?我想不会。那你说谁的文化水平高呢?文化这时能起作用吗?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还是要枪杆子来解决问题。英国人在东海上取得胜利,利用海上作战的机动性,一直打到了天津,老佛爷害怕了,我这么多的强将精兵,洋人怎么就打到我跟前了。因为他们有海权啊。我们那时不知道。
  国家成长与身体成长的道理一样,大家看我们的身体,身体肌肉和神经伸向哪里,骨头就跟向哪里。骨头、牙齿、指甲是硬的,这是国家的军队,神经是商人,肌肉是文化团体,所有这些才能构成国家走向世界的肌体。美国也是这样,它的四肢伸到世界,它的毛细血管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它象吸血虫一样将世界大量的财富都顺着这些管道吸回美国本土。那支撑这些毛细管道的是什么呢?是国家军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强大的国家海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只要国家GDP上去了就会万事大吉;这与胖并不是人健康与强壮的标志一样。地主的孩子都胖,怎么穷人的孩子都把他们打哭了呢?关键是拳头硬、灵活。大自然中熊猫够胖了,上树摔成骨折还得人给它治。狼、豹子为什么能存在下来?灵活,爪牙厉害,能蹦能跳能咬,就得这样。国际法不管它多么公正,如没力量配合就是废纸一堆。
  中国的发展现在已开始第二个飞跃:中国的计划经济已为新中国打下了钢筋铁骨,此后的任务就是打通全身的神经脉络,让身体各关节正常和自然循环,各部正常营养交换,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对中国的最伟大的贡献,市场经济提高了生产力,此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便不可分割并越来越紧密。中国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从此才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据我国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的统计,截至2002年9月,中国GDP已达10万亿元,经济总量世界第六。外汇储备2002年7月底已增加到2456亿美元左右,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居第六位。吸收外资已连续九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到1999年,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接近40%;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将会持续加深。
  现在国内内需拉不动,原因不在消费不足而在大部分百姓手头的钱太少,没钱就没有消费。你看我们产品多了,价格这么低,可在国内就是卖不出去,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滞销就不能实现利润,所以就只有依靠海外市场拉动。国内老百姓不仅不能分享生产发展的利益反而是陷入贫困,贫困造成消费市场疲软,其结果就是我们对国际资本依赖日益严重并使我国经济失去民族市场根基,这样,国际市场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我们的经济就吃不消。比如前一阵,欧盟说要检验我们的打火机,因为中国温州的打火机竞争力强,到欧洲一下就占领了那里的市场。西方人竞争不过就会人为给你制造麻烦,说打火机有质量问题。这个检验报告结果下来以后,整个温州打火机生产就会发生地震。这是小事儿。如果说美国和欧洲发生什么事儿,我们工厂的产品就会积压,工人的工资就发不出去,又会有一大批人下岗。
  其次,生产发展不仅仅是生产本身的问题,还有资源与消耗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迄今,现在才发现这种资源内耗型模式已走到尽头。生产力的良性发展应该是生产力在发展的同时,资源消耗在下降。我们现在是生产力往上走,资源消耗也是往上走,同步走,甚至还快,这种发展模式已给我们造成生态灾难。我们现在是在靠资源支撑生产力,如果我们用挣来的钱再去补资源,搞生态,正负抵消,GDP增长就会回到它的起点,等于什么没有。这是不正常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内还可以,长期不能这么搞。听说山西地下的煤已挖得不能再挖了,再挖下去地质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所需石油已有三分之一靠进口,美国几乎一半靠海外的石油来供应,但我们对海外石油进口线的保护几乎无能为力,它完全掌握在美国海军手里,这对当代中国来说是致命性的,因为当代中国已将自己的部分命运(即市场和资源)托付给了世界。
  美国人的危机观、消费观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停电就是大事。2001年初,加利福尼亚民用停电是断断续续地,这在美国国内就跟地震一样。我们中国要是民用停一会儿电,一般来说没什么事。但将来就不行了。我们的高速公路都上去了,如因能源供给不足,石油因紧缺而价格上升,这就会摧毁中国的汽车市场继而汽车产业。到最后只有让少数有钱人买汽油,没钱人把车放在家里,过期报废。那当然不行。我们得想办法。
  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一个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优点。东部接着市场,西部接着世界石油宝库。我们与俄国及中亚国家搞了个上海六国。阿富汗战争后,我们在中亚的影响力大为削弱,海上我们又没有控制力,这很麻烦。现在有人研究中国的能源战略?走出去和参与国内市场竞争?谁都知道走出去是对的。那天石油部门的同志高兴地告诉我,我们现在跟一些国家签了贸易合同,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我想,如果没有军事自卫能力,尤其海上自卫能力,我们就不能保证我们的合同协议的有效性。说实话,美国一天之内能够把你这些合同协议全都变成废纸,搞个政变就可一了百了。别的不说,它给它的领导人施加点压力,领导人就把你这合同给废了。马克斯韦伯说过:部署一打舰只在一定时刻比掌握一打可以废止的贸易协定更有价值。这话对我们理解贸易与海军的关系绝对是有帮助的。
  保卫海外能源自由贸易权利的能力取决于海外军事投送能力的远近。没有海上军事投送能力,海外贸易的保护就只是一纸空文。有人说,美国干嘛要惹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是说我跟你好,你就得对我好。南斯拉夫当年对美国多好,在美苏抗衡中南斯拉夫可说是为美国立了大功。怎么样?苏联一解体,美国一甩手,回手给南斯拉夫一巴掌,全完了。南斯拉夫曾经是中等发达国家,人民享受着幸福,享受了近50年的幸福,一打就完了。南斯拉夫长期受西方影响,知识分子觉得美国讲人权,是不会真打我们念书人,他们每人戴一个星靶,走到桥头上唱豪迈的英雄歌曲。但等导弹打过来之后,一看是真的,是可以爆炸的,这些学者们后来就再不出来了。真导弹与假导弹是不一样的。战场应是民族教育的最后课堂。理念不是从书斋里走出来的,现实的问题也不能是光靠你的理念来解决的。跟美国这样的霸权打交道,就得靠力量。在国际斗争中,力量(军事)要走在前边,不然的话,我们的经济成就是保不住的。中国的经济体越长越丰腴,但只是软绵绵的丰腴,原因在哪儿呢?没有骨头。有一点儿骨头也缺钙。骨头就是军队。
  我们中国的安全观念也正在面临着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大变革。邓小平同志真是了不起。他给我们定了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在本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目标决定手段。目标既定,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小平曾说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首先从思想观念上解放了人。当经济发展起来后,我们由此才发现中国国防也需要有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大变革。打赢未来的战争不能再指望诱敌深入的战术。在你一贫如洗的时候,你可以诱敌深入。现在我们整个东部地区已接近现代化水平,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所在。这时再诱敌深入,了得啊?就是把鬼子们打出去,打赢了,作为国家存在的核心能力即经济再生能力也没有了。
  未来中国的海外侨民走到哪里都要有底气,要有安全感。这靠什么?靠我们的军人,尤其是我们的海军。我们现在的军事外投能力在哪儿呢?我们海军出海进行友好访问的能力倒是很远,但这是展示、交流,问题不大。但打起仗来,可能就不会太远。发生在我国东部海上的撞机事件和目前日益严重的台湾问题,就是我们海军力量不足的反证。
  大家读美国的战略报告,美国的本土两个字绝不意味着就是位于北美的国土,它是包括它在全球所有已控制的像迪戈加西亚这样的岛屿。确切地说,美国是一个世界的概念。美国国务院是世界的概念,是管世界的。有人说美国怎么这么坏,到处都去管。其实国家政治没有好坏,只有利益。美国商人到处投资,美国还得靠中东的石油,其欧洲盟国也要靠中东的石油,它怎么能不管?我们对美国人的外交政策不理解,只是因为我们没走到它那一步。美国眼中的安全观念是世界的,它海外越安全,本土就越安全。它始终都是这样,这个思想就是从19世纪末马汉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不仅对当时的美国人,甚至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安全哲学。
  中国的安全哲学不应只是生存的而应是发展的哲学;中国的国际政治学也不应是自守家门而应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学说。发展是一个国家主权中必然拥有的一种权利。既然中国是发展的,那么,中国也应该是世界的;中国概念就应当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
  全球化不能不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进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的安全是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安全或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安全边界越远大,边界安全就越有保障。过去在自然经济下,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是合一的。那时候危险的概念是敌人入侵,把敌人入侵定为安全与否的标尺。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利益安全而并非仅仅只是国土安全。只要威胁到我们的利益,而不管我们的利益在哪里,就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利益所在即我们国家安全之所在。
  我们的主权安全即边界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概念,而发展则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它不仅涉及世界一切地区,必要的话,它还包括外层空间。由此便派生出涉及发展利益的安全边界的概念。安全边界就是利益边界。我们的利益走向哪里,我们就得走向哪里,我们的军事力量就得走向哪里。我们经济走向全球,我们的外交、政治也应走向全球,所以我们不能不考虑保护我们的全球和地区利益问题。而联系全球各地区的最便捷的通道就是海洋,所以我们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在国家发展的年代,没有强大的海军便不会有国家的一切。我们的石油消费的主要部分将来要依靠中亚进口,我们的产品要在国际市场,我们对海外贸易的依存度已达40%。在公正的情况下,我们按照WTO的规则做事,这问题不大。但不公正怎么办?西方给你随便找个借口,就会制裁你。找借口很容易。大家知道银河号事件,就是美国人没事找事。我们的海军到不了那里,没有办法,你就得让人家上船检查。还有印尼部分人挑起的排华事件。有人解释说,他们入了人家的国籍了,我们管不了。但这正如我们家的姑娘尽管嫁出去了,跟我们还是有关系的。嫁出去了是人家人,但你不能欺负她。受欺负了,我们不好说你什么,但我们可以接她回来,接回娘家。这是可以的。现在咱家外嫁的姑娘受气了却没处躲。再从经济战略考虑,这些人大部分是有投资能力的,如果接回来100个,国内投资也会增多,因为保障他们人身安全会使他们相信中国投资环境是安全的。把命都保了,他为什么不回来投资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海军力量到不了那里。我们只有表示遗憾。
  今天,我们的国民经济重心移到东南部地区。这就是说,中国的东南地区是我们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心所在,既然如此,中国的安全边界就绝不能与中国的东南沿海重合,至少要扩展到台湾以东。台湾如不在我们所控制的范围内,我们的上海、广州,包括江苏的边界安全就无法保障。今天我们面临着的不仅有安全边界威胁比如海外能源进口不保,而且边界安全也面临巨大的分裂威胁,比如台湾、南沙的统一和收复任务日益艰巨。从经济史来说,人类迄今所经历的所有经济形式可概括为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从军事史来说,制陆权与制海权是造就古今大国兴衰的重要扛杆。中世纪国家是依靠地区性的和封闭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维持的。在这样的资源配置中居有主导地位的国家,便会形成地区性贡赋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并由此保持其大国的地位;而保持这样地位的国家的军事前提就是强大的制陆权。比如古代埃及、中国、印度、巴比伦都曾是这样的国家。到了近代,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后,市场和利润成了生产的导向,资本及与此相应的包括市场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铺展开来,此时国家兴衰取决于其在资本全球化和资源全球性配置中的地位。其间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获得较多的市场和资源,从而获得大国必需的物质条件。同样正是这些国家,比如现在的北方七国,在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分配中占居主要份额,才使其成为大国。既然世界资源配置方式已突破中世纪的地域性封闭性质并转化为世界性的开放方式,而海洋又是畅流世界各个角落的最便捷的载体,那么从军事上控制海上主要战略通道即掌握制海权,就成为大国控制世界资源并据此保持其大国乃至霸权地位的主要方式。同样新兴国家也正是通过优先发展海军并争取与大国平等分享海权利益而进入大国行列的。比如英国与西班牙的海上较量,美国与英国、西班牙的海上较量的结果都是这样。当然,后来又出现制空权、制太空权(外层空间)的军事技术革命,但其性质还是服务于制陆权和制海权的。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的制海权,仍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的杠杆。美国在20世纪末发动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及21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就是很好的说明。
  航空母舰是实现制海权的最重要工具。航空母舰是制空权、制海权,从某种意义上还包含一部分制陆权的作战力量三位一体的统一,航空母舰不应被理解为一支战舰,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最具机动性质的国家海上作战大平台。航空母舰可以比陆地运输更快的速度,根据战争需要,将集海陆空一体的作战力量及时推进到作战海区。目前有人认为,随着导弹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出现,航母就成了海上毫无自卫能力的活靶子,因此发展航母应为发展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所代替。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不是导弹技术的产物,而是外层空间卫星及以此为载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现代航母本身就已与现代卫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并据此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问题是远程精确打击仅具有本土防御的意义,对于世界范围的制海权而言,则意义不大,它解决不了关于海外商业争执、资源进口线受阻及海外商人和侨民保护问题。一句话,航母不是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其次,航空母舰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社会运动。没有航母,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没有航母,我们就不能对影响我海外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实行制止;最后,没有航母,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从而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崛起。
  关于中国的海权,至今还有同志认为中国不需要发展强大的海权。批评一些人对马汉的海权论的崇拜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认为中国始终无法在发展海上力量上倾注太多的资源(海军要比陆军昂贵得多)(见《再论中国的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第33页、37页。),但问题是,如果不发展海权,第一个问题即东部的国民经济命脉就保不住,再一个就是我们日益巨大的海外利益得不到保证。但同时我认为未来50年内,中国海权的发展目标不应当是美国式的无限海权,即海军力量可覆盖世界任何地方的海权。中国未来50年的国家发展目标是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中等发达国家,与此相应,此间中国的海权还只能是有限海权,其覆盖范围主要限于中国台湾及南沙群岛等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海域。前面说过,没有海权,我们就不能享有与其他世界大国平等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有保障的权利。但是中国的海权并非霸权。霸权是什么呢?霸权是一种垄断权力而非权利,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恶霸行为。中国不想放火,只想为自己点一盏海权之灯。可这对霸权来说就不行,灯只能由它来点。因此中国必须为自己争取本属于中国的平等使用海上交通资源的权利。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控制世界资源而不仅仅是地理要塞是现代地缘政治的要义。资源地理位置决定地理要塞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是国家地缘政治的目标所在。
  世界海权是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印度洋,因为世界资源最密集的地方在这里;世界海上交通要塞、最关键的地方也在这里:一个是马六甲海峡,一个是红海海峡。从拿破仑到彼得大帝、勃列日涅夫、小布什,都在争夺这一个地方,最终决战和妥协的地点都在北印度洋的中亚,决战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印度洋。1907年英俄争霸最终在阿富汗结束。美苏冷战的终点也在阿富汗。历史上谁占据了阿富汗,谁也就占据了中亚;谁占据了中亚,谁也就占据了世界。
  如前所说,中国在近代军事技术革命中已经失去了两次机会并由此两次遭到几乎是灭顶之灾,第一次由于没有海权,差点让西方国家把我们中国给肢解了。第二次是抗日战争。
  我们中国人应该从这两次灾难中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呢?我们有人简单地将此归结为中国经济不发达或政治制度落后,这显然没说服力。因为在189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远远高于日本,而1937年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我认为中国失败最直接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军事观念的落后。19世纪下半叶日本在亚洲率先接受制海权观念,大力扩张海军,这导致中国1895年的失败。20世纪日本又注重制空权,中国在海上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在陆地又失去制空权,结果又是惨败。而日本在太平洋被美国打败也首先是从失去制海和制空权开始的。有人说我们可以长期坚持游击抗战。这不是那回事。红色高棉和塔利班都是游击战的高手,结果并没有等到柳暗花明的时机。世界政治说到底还是大国政治,散兵游勇式的战斗,只能起辅助作用。
  在中国经济已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应在军事高科技领域有所作为。那么,现代技术革命的特点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军事技术发展最快也最见效的是依托于卫星技术的信息革命;其标志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和海陆空精确远程打击力量有机结合。精确取决于有军事卫星从外层空间发出并被空中预警机先于敌方接收到的准确的情报,没有在这两个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我们的任何地面或海空打击力量就犹如瞎子,再多的航空母舰或陆海空部队也只能是任由敌人宰割板块。因为你不知道敌人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人家在哪儿,根本没办法打仗。外层空间信息技术、空中预警技术、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这三大不可分割并有机联系的技术链环是未来中国国防现代化必须攻克的关键。未来的中国的海权不应当只是海军的事,它实际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它应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两大技术链拉动和引导下,集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结构。我们这几年国防工业的发展慢了点,但在外层空间领域我们没有慢,虽然和国际上比差距较大。空中预警这一点我们远未跟上。原因在哪儿呢?就在于我们长期买飞机。当然这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但是国防技术不是能靠买解决根本问题的。国防技术是世界保密性最强的领域,国家军事技术递次升级链条一旦中断,其性质无异于终断,很难接上。在国防安全问题上不应有东郭先生。上世纪90年代迄今,国际斗争留给中国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今后不管经济发展的任务如何繁重,中国的国防技术升级链条在任何时候也不能中断。上世纪50年代迄今,国防建设的重要经验应当是:市场的方式不能应用于国防战略产业的发展。中国国防工业技术发展最快最好和最有效的时期是计划经济时期,国防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益不是在股市指数中表现出来的。国防是世界上唯一不能进入市场并由短期利润主导的产业,它得按国家意志有计划地发展。开会时曾有同志反驳说,你搞大型飞机、空中预警,可是你有没有算过我们的投入产出和市场效益。我说毛泽东搞原子弹,其市场效益就是近40年的和平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安全环境,这是多大的市场效益!这个账怎么算?因此,国防战略产业根本不是用近视的数学曲线能描绘出来的。
  现在,我们已经加入WTO,卷入全球化了,中国的市场也日益依赖于世界。中国既然已与世界产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就不得不从世界联系的角度看问题。
  中国未来的定位是中等发达国家,但仅靠国内资源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参与世界资源分配。除非我们放弃这个目标,不然中国就必须拥有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最起码的海权。而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个台阶就是统一台湾,其次是南沙地区。统一台湾是世界发给中国参与世界利益分配的第一张资格认证书。我们东部沿海一带是我们的工业重心,统一后的台湾是保护我们东南沿海经济软腹的屏障,不能没有;而南沙群岛则是我们寻求中太平洋国际资源的最起码的滩头堡。没有南沙群岛,我们就对马六甲海峡,从而对国际资源没有一点控制力。现在印度都知道要关注亚齐问题。亚齐是马六甲西北出口处的属于印尼的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目前亚齐部分人要搞独立。根据历史经验,亚齐从印尼的分离将会成为必然。历史上看,凡是海峡密集的地方必然出现小国,巴拿马、厄立特里亚、塞浦路斯等都是这样。在海上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必有大国插手。另外,印美矛盾很有可能就是中美矛盾之后的下一个世界性的矛盾。届时,从印度南部分裂印度就成了美国为首的西方海权国家的可能选择。在斯里兰卡北部和南印泰米尔纳德邦之间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小国。美国不会允许在世界海权心脏地区存在一个核大国。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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