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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郑和航迹的生死历程 感受民族情感

追寻郑和航迹的生死历程

http://news.jschina.com.cn  2005-7-8 10:42:24

    晴朗无云的天际,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像一条身躯庞大的巨龙,横卧在江苏太仓刘家港外宽阔的江面上,大小200多艘船只一字排开,形成了如林的帆樯。阳光照射着士兵将领腰间明晃晃的刀剑,在江风的吹拂下,五颜六色的旗帜就像巨龙背脊上闪动的鳞甲,辉耀欲腾。

 

  船队从刘家港驶出后,沿海南下来到福建。

  在一阵惊天动地的乐鼓声、鞭炮声及欢呼声中,船队启航了。一个高傲的身影,巍然站立在宝船帅旗下,拱手向欢送的人群告别。船队即从太平港出闽江口,乘风破浪,云帆高张,昼夜兼程地航行,渐渐驶入浩瀚的大洋

  600年前,钦差正使总兵太监郑和正是从这里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西洋远航,将来自东方的文明与问候带到了大洋彼岸的国家。

  范春歌,46岁,《武汉晚报》著名高级记者。在21年的新闻生涯中,她有过数次远行采访的经历:1989年骑单车穿越中国西部采访;1992年赴西藏采访近三个月;1994年只身进行中国陆疆万里大扫描;1998年参加中国南极考察团赴长城站采访。

  郑浩,46岁,现为凤凰卫视中文台专题组副总监。1982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金融专业,加入凤凰卫视前,曾在香港《明报》、亚洲电视台和《香港商报》工作。

  何明礼,35岁,现为凤凰卫视采编部的编辑主任,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传理系,曾在澳大利亚、美国等作过个人单车长途旅行,并参与过2001年蒙古100公里越野超级马拉松赛及2004澳门香港帆船赛。接受过急救、拯溺等专业培训,并持有私人单引擎飞机驾驶执照。翁以煊,世界闻名的华人航海家。毕业于美国得州大学的他本是一位计算机专家,自1998年开始,只身驾驶单桅帆船开始环球航海之旅,至今已走过了三大洋、四大洲,行程三万多海里,也是单人环球航海穿越南大洋五大角的第一位华人。

  黄睿,24岁,曾在央视拍摄过《吉林大火》等新闻纪录片,现任凤凰卫视上海记者站摄影师。

  600年后,这几位勇士踏着先辈的足迹,从陆地与海洋开始追寻昔日那个古老帝国曾经的辉煌与文明的遗痕。

  范春歌:一个独行郑和路的中国女人

  这次展出的图片,全部是从我旅途中拍摄的近万张图片中精选出来的,看到这些精美的画面,相信观众们可以分享我的旅途感受,体会郑和航线上呈现的多元文化。联系上范春歌的时候,她刚刚在北京出席完中国国家博物馆筹办的范春歌重走郑和航线摄影展开幕式。一头披肩长发的她掩饰不住那种与人分享成果的兴奋与喜悦。虽然距离那段历程已经有了三年的时间,但在接受周末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她说一切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

  作为第一位寻访郑和下西洋主题的中国女记者,自2000年7月11日,也就是郑和下西洋595周年纪念日那天起,范春歌在江苏太仓刘家港,循着当年郑和航海的路线出发。在历时两年的行程中,范春歌先后抵达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巴基斯坦、伊朗、阿曼、也门、沙特阿拉伯、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南非等18个亚非国家,以背起行囊、只身采访的独特方式,用文字、照片和录像带来记录重走郑和路。

  寻回话语权

  虽然我们来迟了,但我们还是来了!在范春歌心中,重走意义非比寻常。

  当我出发的时候才知道,我并非世界上第一位重访郑和航线的记者。美国《国家与地理》杂志早已瞄准这个选题,早在1998年就派专栏作者对郑和船队的历史遗踪进行考察并已结集出书。1999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也紧随其后到非洲寻访郑和船队遗踪。但是,至今东西方还没一个记者或一家媒体追访完郑和航线的全程。我希望通过这次重走寻回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对自己的重走,范春歌下了个很明确的定义。

  一路上,你至今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当年郑和之行所散发的和平气息!她感叹道,当我走进斯里兰卡博物馆的瓷器馆时,一眼就看见了中国的青瓷,明朝从海上运到这里的瓷器排放在最前面。我凝视着那些时隔近六个世纪依然瓷花闪亮的中国瓷,遐想着当年郑和的船队。而与此同时,在西方馆展出的则是火炮、铁桩和黑奴模型等展品。

  范春歌认为,正是当年中国船队的和平仁义,才赢得了当地人的崇拜与尊敬。在印度尼西亚三宝垄专门设有纪念郑和的神庙,庙内整整一排巨型蜡烛通宵点燃着,每个蜡烛像水缸一样粗、2米高,所有的蜡烛可以连烧10个月。她告诉记者,在印度尼西亚,每年有一天为郑和纪念日,当天人们会抬着他的神像游行。国人几乎想象不到这段几乎被我们淡漠的历史,竟受到如此尊重和膜拜。范春歌说,起初我很奇怪为什么南洋会把郑和奉为尊神?到了泰国清迈的时候,在当地人的引领下,我找到一处居住地,其中一间木屋里悬挂着一块牌匾,上面的几个大字华之伟人清晰可辨。几个老妇人住在木屋里,在翻译帮助下,我得知原来这里就是郑和后裔居住的地方。她们见到我,先是惊讶:为什么我会到泰国清迈来找她们?然后又很高兴:见到了从故乡中国来的老乡,得知了很多国内关于郑和的事情。几位老人还向我介绍了郑和后人在泰国的发展。原来房主的父亲叫郑松林,是郑和第18代孙。郑家是清朝末年从中国云南迁徙而来的一支。据说郑和晚年得到皇帝的准允,领养了一亲戚为子。后来子孙逐渐到南洋发展,现在散居在泰国各地。郑家有10个儿女,其中出了三位将军。郑和七下西洋所创建的丰功伟绩,一直让郑和的后人感到无比自豪,而郑和也因此成为南洋华人后代顶礼膜拜的精神偶像。访问结束的时候,我得知这些寡居的老太太,在泰国曼谷有丰厚的房产,属富豪之家,可她们情愿在这里过平静淡泊的生活,一直用心守在这百年的老木屋里,她们为自己是郑和的后裔感到自豪。

  寻觅非洲华人后裔

  郑和船队最远航行到哪里?关于这个问题,研究郑和的学者们之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郑和船队最远到了东非沿海的木骨都束、竹布、麻林,即现在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一带,也有人认为郑和的足迹还要远。

  其实,和东南亚一带一样,东非沿岸各国也布满了郑和的遗迹。这令范春歌感到十分欣喜。范春歌说,她寻访的足迹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南延伸,一直到达南非的好望角。

  当年郑和的船队最远到达了非洲,相传中途船遇难时部分人从水里跑上岸,和大船队失去联系回不去了,就和当地土著通婚,然后代代繁衍。这些人自称法茂人,葡萄牙语的意思就是从大海中死里逃生的人。范春歌告诉记者,1998年曾有一个美国记者来到肯尼亚一个叫帕泰的小岛,遇到自称祖上来自中国的法茂人。

  寻找法茂人是我在非洲的一个重要任务。她向记者描述自己寻访法茂人的经历时,声调逐渐高亢起来。她租借一条渔船前往帕泰岛。因为帕泰岛的位置非常偏僻,她差点迷失了方向。经过一天一夜的漂流,她终于找到了帕泰岛。

  当我踏上岛的那一瞬间,真的太亲切了!村外一条小河绕着村子流淌,小河上有座小石桥,小石桥上牧童牵着老黄牛这不就是中国江南的村庄吗?范春歌激动地说。村里的法茂人听说中国来人了,全跑了出来迎接。他们的肤色不像黑人那样全黑,带着棕色,但面部轮廓和中国人特别相像。隔了这么多年、这么多代,语言变了,肤色变了,生活方式也变了,宗教信仰可能都变了,可法茂人还保留着对中国一种特别的情感。他们把我称为远方的亲戚。最有意思的是,法茂人曾提到过,他们的祖先最早是在帕泰岛一个叫上加的地方登陆,后来有学者据此考证,这个地名可能与上海有关。

  我离开帕泰岛时,法茂人送了很远。经过椰林,他们特地爬上高高的椰树,摘下椰果让我喝椰子水。范春歌说,在法茂人眼里,她就是中国的化身,见到她,法茂人感觉见到了自己的故乡。我带去的礼物中国结,我想现在还应该挂在法茂人村办公室的墙上呢!说着,范春歌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没有什么比这段历史更震撼

  对于遭遇的磨难,她只是淡淡带过,在她脑海里留下的,都是和郑和下西洋有关的历史和遗迹。

  郑和船队下西洋的时候,有近3万人随行。因为条件所限我只能孤身一人,很多无法预知的事情也只能靠自己去应付!事实上,一路上范春歌碰到了无数想像不到的困难,甚至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在印尼的时候,当地华人告诫我,走在路上要把提包抓紧,有时要从橱窗的玻璃留意前后有无人跟踪,而且不要在路上打手机,这里白天拦路抢劫是家常便饭。出租车也不安全,一些歹徒和出租车司机串通一气,客人坐上去后,半途从车后盖厢爬出一个人就把乘客干掉了。别人警告过我,不要轻易给乞讨者钱,但我看到一个残疾小孩时,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打开钱袋拿出150元马来西亚币。没想到一位候车的老妇人走过来告诫我:姑娘,你不能这样出手给钱,太危险了!看我不解,她就压低声音说:你知道给了他多少钱吗?折算成当地货币,相当于几十万块哪!我这才明白,自己给了小孩一大笔钱!周围的人都惊诧地看着我,把我当成了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富婆。老妇人担忧地叮嘱我:你露财了,小心人盯住你。对自己的慷慨,范春歌有些懊悔,她说至今她都心有余悸。当时我一下子就懵了,觉得周围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我战战兢兢地等到车来,赶紧慌忙跳上去。

  还有也门之行,也让范春歌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爆发的时候,我正在沙特追访郑和船队遗踪,下一站正是被美国宣布为空袭目标之一的也门。中国驻也门使馆正在准备紧急撤离在也门的中国人。去不去也门成为摆在我面前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选择。我知道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即便我中途回国,也没有人会责备我。我摸摸身上的采访行囊,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个旅行者,还肩负着记者的责任。我赶在飞往也门的班机还未停飞之前买了张机票。

  也门的那段日子让范春歌刻骨铭心。她说,不知道能否活到明天是自己每天最大的担忧。我住在首都萨那的一座小旅馆,半夜被爆竹般的枪声惊醒,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恐惧,我不是战地记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离枪声如此近。为防止流弹从窗外飞进击中头部,只能将枕头抱到离开窗口的另一头。

  范春歌说,自己不能窝在旅馆里,否则就白来也门了,她必须拿起相机走上街头采访。范春歌给家里和报社分别写了两封信。她安慰家里:我来也门已三天。这里很宁静,气候凉爽,每天要穿长袖衣。请全家都放心,月底我就能回来了。转告妈妈,我爱全家人。而她给单位领导的那封信,却更像是一份悲壮的遗书:美国要空袭也门的局势使重走郑和路行程难测,我将稿件已发回,如果我有不测,那就是重走郑和路最后的报道。很感谢您给了我一个行走历史与现实的机会,作为记者,我已经很知足了。我希望有人继续完成这件事,因为重走郑和路事关国家。

  开始当地人把我当成了日本人,态度很敌视。范春歌说,那些当地人腰上都佩着刀,看得她心里直发毛,我只有想尽办法告诉他们我是一个中国人,效果很明显,他们立刻流露出了友好的态度。紧接着我又只身来到离首都萨那几百公里的亚丁。据说这条路以绑架人质闻名,就在我乘车的那天就发生了中国人质被绑架事件。但亚丁是郑和船队当年重要的登陆地之一,我不想让它成为重走郑和路的空白区域,最终完成了采访计划。

  范春歌的重走从一开始就没少遭到质疑,甚至遇到了赞助方撤资的变故,但我绝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我甚至作好了卖掉自己房子继续走下去的准备。她问记者:你想过没有,为什么郑和航海比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早了一个世纪左右,但却没有带来地理上的大发现,没有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其业绩本身也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而那些当时国力远不如中国的小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却在此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至于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也许这些答案才是我们今后所要追寻的!

  凤凰号:一条小船下西洋

  2004年8月8日,江苏太仓港,百姓们为三位即将远行的壮士斟满了家乡的米酒,勇士们双手举起海碗,面对送行的人群大喊一声喝,仰天畅饮后,又将剩下的酒洒向热土。之后三人登上帆船,解开缆绳,升起风帆,劈波斩浪,朝着一片蔚蓝色深处驶去

  在接下来的200多天里,船长翁以煊、摄影师黄睿和第一任领队郑浩、第二任领队何明礼,依靠一艘宽仅有4米的帆船,经过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泰国、缅甸、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联酋、阿曼,最后航行到非洲的肯尼亚,从水路重新体验了当年郑和的海上之旅。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两位领队一位姓郑,一位姓何。

  高科技武装小帆船

  提起陪伴自己征战多年的船,翁以煊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凤凰号原名信天翁,是我在1996年买下的标准帆船,由美国设计法国制造。船身大约12米长,4米宽,重约10吨。翁以煊向记者介绍凤凰号就如同说起自己的家一样,船舱类似于两室一厅住房,里面有双人床、厨房、冰箱,而且有洗手间,可以淋浴。因为凤凰卫视将开设《凤凰号航海日志》栏目,对这次远航进行持续报道,所以凤凰号进行了改装,差不多成了一个小型的电视编辑室。翁以煊笑着向记者解释,船上安装了先进的卫星传输设备,具备卫星定位功能、海视通讯设备、上网功能,可以在船上进行视讯影像传输。舱内不同的角度还安装了4部摄像机,我们的船舱就是一个小型的录像棚。通过这些设备,观众将可以定期看到这次航海的经历、见闻和花絮。

  遭遇台风海啸

  海上的生活是变幻莫测的,即便对于有经验的水手来说,靠这样一艘孤帆远航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可是对我来说,三个船员几乎没有任何航海经验,只有何明礼以前有过一些短途的帆船航海经验。至于郑浩跟黄睿两人,压根连帆船都没上过,对于帆船的认识是零。翁以煊坦言自己的水手不够格。

  听到船老大的数落,郑浩急忙解释:我以前作为一个陆上的采访记者,所到之处是陆地。海上这还是第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因为船不大,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行驶很颠簸。为了要站得稳,要花很大的力量去平衡自己的身体,体力很快会消耗掉。再加上吃得又不好,睡得又不好,困难更多。

  郑浩说,船在出发的时候,他们设想了很多的困难。翁以煊也向他们介绍了一些航海经历,包括大风大浪、搁浅、触礁等等。尽管是这样,他们还是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至今郑浩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我是7月23日由香港出发的。七八月份正好是台风多发季节。而去年的台风又来得特别猛烈。我们曾经遇到3个台风,一个是云娜,一个是艾丽,还有一个是15号台风。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往往在台风刚刚过去的时候就马上出发。因为随风尾走,造成的颠簸是非常非常大的。浪大约有十五六米高。我们10吨左右的帆船,此时在风浪里显得特别单薄、脆弱。由浪尖摔到浪谷的那种感觉不是常人能忍受的,尤其是我们一出海就要连续航行好几天,才能到下一个目的地,这些天几乎始终处在颠上颠下的感觉当中。为了工作,我和翁以煊只好用保险带将自己捆在船舷上。

  一旦掉下去就没救了,船不可能停下来救你,而且你被抛下去以后浪一下子把你盖过去了,根本没有办法救人。翁以煊很严肃地强调,我们的两部笔记本电脑都被摔坏了,一部对讲机被摔坏了,GPS卫星定位系统也失灵了,所以在那两天,和外界是断了联系。总部找不到我们,也非常地着急。不过我们还是凭着毅力,挺了过去。

  那次经历,翁以煊说,在他5年航海生活中,艰险程度排名第二。

  台风走了,海啸又来了!像中大奖似的,全被我们赶上了。翁以煊开玩笑地说,当我们到达安德曼群岛时,感觉到强烈的地震,南边岛屿整个岛被淹了。而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是要采访,时间很有限。原本定在7点钟去采访,结果在6点半左右,我们发现地震了。我和黄睿赶紧跑到外面去看。他是摄像师,什么危险、什么吸引人他就往哪跑。可我是个船长,要考虑的是危险,不能让他随便地上岸。我们到港口停船的地方,发现有一个桥通着这个小岛,这个桥的桥孔已经淹没了,岸上根本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有危险就赶快开回来了。因为种种的巧合,最后我们没有靠岸,后来这反倒救了我们一命。因为当海啸来的时候,岸边一片混乱,几万吨大船都失控了。海啸过后,我们返回岸上,看到有的帆船靠在岸边差点翻了。这段行程对我们来说,如果打个比方,就好像下象棋一样,你无论走哪一步都是死棋,只有一步是逃生,我们碰巧走到那一步活路,非常的幸运!

  感受民族情感

  航行到南沙群岛海域的时候,翁以煊说他们遇到了一件既惊险又气愤的事情。北子岛被菲律宾侵占着,南子岛被越南侵占着。我们朝这两个岛航行的时候,最初遇到的菲律宾渔民很友好,还向我们要支烟什么的。我们的帆船走得很慢,随着风向走。边航行,我们边采取国际上通行的方法,用无线电跟岛上的人联系,但是没有人理我们。当我从船上看到远处岛上的碉堡站着人,就拿着望远镜去看,黄睿在另外一个角度拍。正在这时候那边一枪打过来,我们就像一个巨大的靶子。这是在向我们鸣枪示警,你再不小心就危险了。我们当时也很害怕,从来没有被人用枪打过。我赶快把船头调过来,否则继续往前进的话,他可能认为我们要有什么不利举动,直接攻击我们。不过对方很坏,我们已经把船调过来,他还冲着我们开枪。当时我真觉得很气愤,因为这个地方历史上就一直属于我们中国。

  比起外军的枪击驱赶,翁以煊觉得海盗的威胁倒并非很大。他向记者解释:海盗也是分类别的,有那种非常专业的海盗,这种强盗是有组织的,有枪的,但是也有那种不法分子,他见到便宜就来。前者那种专业的海盗,他们是有目标的。而攻击帆船在这些地方还是不常见,他们主要目标是大的商船,上面据说有现钱,他们要抢这种东西。这些事情我们没有遇到过,后者我们也没有遇到,但是我时刻警惕着。我知道哪些海域比较危险,我们船员轮班值班,白天也好,夜间也好,船上总有人在看着,特别是在这种比较危险的地方。

  体会郑和的孤独

  当年郑和下西洋,船队在海上一呆就是几年,那种远离亲人的孤独谁能体会呢?郑浩深有感触地说,水手的孤独,真的只有到海上以后才能真实地体会到。只有当你在甲板上,周围360度什么都没有,而且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尤其当你遇到困难、遇到自然灾害等等时,那种孤独的感觉才是无法言状的。而且留在家中的人,那种思念的感觉更加强烈。我父母身体不好,我出海就跟他们出海没两样,甚至于更艰苦,因为母亲每天要求我给她打电话。